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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重不重、硬不硬能说明什么呢?重型硬摇滚

更新时间:2019-03-07 点击数:

  首先是这种二元对立方式:重型硬摇滚与“合家欢型组合”的对立,勃起和阳痿的对立。邱大立的本意或许并没有那么偏激,但情急之下确实制造了一个简单粗暴幼稚的对立模式。而在我看来,至少痛仰后来像《安阳》那样的歌比他们早年一些歌词生硬的“重型硬摇滚”歌儿强多了。音乐重不重、硬不硬能说明什么呢?重型硬摇滚本身也可能是阳痿的——所谓“色厉内荏”。硬或不硬,实在不是个什么“硬指标”。

  邱大立抨击痛仰乐队:“如果在音乐里早已不思进取,那他们和受贿的贪官又有什么差别?你们的硬摇滚,究竟是如何阳痿的?”这种把美学和道德混为一谈,将摇滚与官员腐败相提并论的语言,仍然属于我感兴趣的“极权话语”。

 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中国摇滚有过一个火爆的“朋克时代”,在那本著名杂志《朋克时代》上,盘古乐队敖博说过一句话:中国本来就是个朋克大国。

  也只有在中国,摇滚乐队会被拿来与受贿的贪官相提并论。刚刚发行新专辑的痛仰乐队便得到了中国摇滚“大老虎”的待遇。我的老朋友邱大立一向温和厚道,但也忍无可忍地不点名抨击:

  “一支早年以重型音乐起家的中国硬摇滚乐队,到今天已出落成一支喜闻乐见的合家欢型组合。恕我无法用‘乐队’二字贴在他们身上,因为我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任何摇滚乐的精神。一群只为一年混几十场音乐节演出费的人,如果在音乐里早已不思进取,那他们和受贿的贪官又有什么差别?你们的硬摇滚,究竟是如何阳痿的?”

  我欣赏这种不顾面子——邱大立和痛仰也是老熟人了——有话直说的真诚态度,当然直接点名会更好。

  在看到邱大立这段话之前,我只听了两首痛仰新作,一首改编自希腊乐队的歌和一首朱小龙弹冬不拉的曲子,还不错。朱小龙弹冬不拉的这个曲子叫《思疆曲》,放在专辑里很特别,但和那首改编歌曲一样,确实不能完全代表痛仰的风格。邱听到的估计是先放到网上的另外几首主打歌,他的判断自有其道理。

  但我想质疑的不是美学问题——在美学上评论者尽可以把作品骂成狗屎,都没有问题——而是其立论方式和话语方式,这种把美学和道德混为一谈,将摇滚与官员腐败相提并论的语言,仍然属于我感兴趣的“极权话语”。

  首先是这种二元对立方式:重型硬摇滚与“合家欢型组合”的对立,勃起和阳痿的对立。邱大立的本意或许并没有那么偏激,但情急之下确实制造了一个简单粗暴幼稚的对立模式。而在我看来,至少痛仰后来像《安阳》那样的歌比他们早年一些歌词生硬的“重型硬摇滚”歌儿强多了。音乐重不重、硬不硬能说明什么呢?重型硬摇滚本身也可能是阳痿的——所谓“色厉内荏”。硬或不硬,实在不是个什么“硬指标”。

  而在我看来,一个乐队的好坏只跟作品好坏有关,只跟才气和能力有关,跟摇不摇滚精神无关。无限拔高所谓“摇滚精神”,其实反而是避实就虚。

  痛仰和邱大立共同喜欢的舌头乐队吴吞,十几年前在迷笛音乐节有一句名言:“摇滚乐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们自己。”重要的是真实地面对自己。如果痛仰没完没了冲着洱海或西湖继续高喊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”(他们早期的名作),你会把他当作坚持奋斗在摇滚反腐第一线的标兵么,还是跟他去喝一壶好茶腐败一下更真实呢?

  痛仰已经是那种音乐节演出多得应接不暇的乐队,无需通过写媚俗的新歌来获得更多演出机会。但即便他们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,这种动机也未必就导致他们写出烂歌。为了赚钱而写出好歌,这不是很普遍也很好理解的现象吗?

  布鲁斯大师约翰·李·胡克(John Lee Hooker )就坦承过,早年为了多赚钱养家糊口,他不得不迎合年轻乐迷的口味,在演出时多演一些快节奏的布吉乐(boogie)(参见《布鲁斯之声》一书中他的访谈录)。尽管舒缓的慢歌才是他的最爱,但不可否认,新一代乐迷的口味,以及他自己多找演出机会多赚钱的商业心态,也促使他创作或演绎出更多风格套路的歌,从而成就了一个丰富多彩的John Lee Hooker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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