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派说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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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在书店、网上都很难找到这本书了

更新时间:2019-02-23 点击数:

  他是朱枫的上线,他是顾准的挚友,他是潘汉年的同党,他是香港宝生银行的东家,他是三联书店的创始人之一,他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译本的第一个出版人,他是改革开放的摇旗呐喊者,他是一个老派人……

  他被拿来与顾准相提并论。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道:“如果顾准在学术思想上是一个泰斗级的人物,那么他的才能是表现在多个方面的。”实际上,他与顾准本就是挚友。

  2011年11月6日,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低调的会议,纪念他诞辰100周年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专程从美国打来电话表达遗憾,说如果自己在国内,“一定一定”会来纪念他。

  尽管徐雪寒的建树很多集中在经济领域,但中国最著名的财经媒体人士之一胡舒立说,自己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。

  她只是偶尔看到那场“徐雪寒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”的发言稿,一下子就被震住了。她突然意识到吴敬琏、张卓元、冒天启、李剑阁等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,这么真诚地来纪念这位老人,这是真正的“重如泰山”。

  经济学家张卓元断言,走在大街上,99.999%的人都不知道徐雪寒是谁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说,在徐雪寒离休的这个单位,如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,不会超过20个。甚至连每天上班坐电梯时,都会面对徐雪寒照片的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,也不了解徐雪寒到底是谁。

  徐雪寒生于1911年,卒于2005年,原名汉臣,浙江慈溪人。他是1926年参加中共的老党员,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贸部副部长,后来因为潘汉年案牵连入狱,蒙冤26年,平反恢复工作时已经70岁。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(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),他当常务干事,以经济政策研究推动改革。

  在北京的西长安街,人们看到风格独特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,便知那是中央银行。但是没多少人知道人行是怎么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央行”的,其中,徐雪寒功不可没。

  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总部,每天出入成千上万人,但鲜有人知,当年建立这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建议,主要是徐雪寒提出来的。直到纪念改革开放30年,在一篇“交通银行迁沪记”中,才终于有人提到他的名字。

  在上海浦东繁华的街头,没有人会把今天的上海跟这个故人联系起来,可徐雪寒正是最早向中央提出要给上海“松绑”的人之一。

  他和他的朋友薛暮桥等人,还改写了我们的教科书。他坚持认为“计划经济为主、市场经济为辅”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,给中央领导写信,建议使用“计划和市场相结合”的提法。

  我们翻阅影响了几代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却从不知道这本书是1942年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,主持出版的。

  在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办公楼一楼大厅内,悬挂有9位创始人的大幅照片。作为三联前身之一新知书店的主要创始人,徐雪寒的照片就在其中。所有照片中,他显得最为年轻,着西装,系领带,头发向后梳着,很有风度。每天上下班,很多员工出入电梯,都要面对徐先生的照片,可几乎没人停下来多看他一眼。

  他还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。基金会的一间老屋子里至今保存着一份发黄的账目单,上面记载着:徐雪寒2008.32元。1983年,刚平反两年的他把补发的“文革”10年工资全部捐出,成为基金会的第一笔捐款。

 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还有好些关于改革的想法。那时他吃不下,睡不着,整日拉肚子,身体差到“所有零件都在报警”。用被誉为“市场经济先驱”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来说,是“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抑郁症”。

  可只要有人来看他,来谈改革,他就会思维敏捷地冒出很多火花。大家很惊讶,“他衰弱的手、腿、胃、心脏,所有的零件都满足不了他强大的大脑。”

  这样一个人,几乎被这个时代“弄丢”了。他去世后,鲁志强叹息:“一个时代翻过去了。”

  徐雪寒的儿子小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《我的父亲》,写自家从一处迁到一处,又迁到另一处,却总见不到父亲。老师的批语是:“像捉迷藏。”而徐雪寒的一生就真的在“捉迷藏”,直到晚年,才被宣布“游戏”结束,回到家来。

  他一生有26年失去人身自由。1928年初,17岁的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,在的监狱中待了6年。1955年后又因潘汉年案蒙冤,在北京秦城监狱等处关了10年。“文革”中,他又在“牛棚”和“干校”中度过了大约10年。等到平反时,他已是七旬老人了。

  有人计算,徐雪寒一生1/3生命用于工作,1/3生命耗于坐牢,1/4生命困于病痛。鲁志强感慨:“徐老啊,不是‘雪’寒,是‘命’寒。”

  在鲁志强眼里,这个老人的故事足够拍一部电视连续剧了。很多重大事件中,都闪现着这个老人的身影。

  青年时期的徐雪寒“像救火队员一样”干过很多种职业。他干过地下党,为党组建过书店、对外贸易公司、钱庄、银行、纱布公司等。当年他组建的香港宝生银号,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,曾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发挥过很大作用。1949年后,他又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、华东贸易部部长、外贸部副部长。

  一度,这个高级干部成了国家重用的“棋子”,被挪来挪去。干铁路时,他为抗美援朝运煤、调物资;干外经贸时,他西装革履,代表国家出访波兰、民主德国。周恩来曾称赞他,干一行,钻研一行,成绩优异。

  就像突然被硬生生抽去26年,平反后的徐雪寒被“还给”社会时,这个常穿灰中山装、黑布鞋,“走在大街上没人多看两眼”的瘦老头,又在改革中发挥了巨大能量。

  他只有初中学历,却发表了近百篇文章。他称自己读的是“牢监大学”。当年在的牢房,他跟薛暮桥、骆耕漠等关在一个“笼子”里,他们就组成世界语学习小组,学习蔡和森的《社会进化史》、卢森堡的《新经济学》等。他还通过家里搞来了一本石印的《史记》,由于没有办法圈点,“就用洗马桶的扫帚条在印泥上一印,然后在书上一点”。

  每次看守“抄笼子”前,他就事先把几本书放到马桶里,用粪便掩盖好,看守走后,再把书拿出来,把粪便刮掉,漂洗晾干后继续读。他曾风趣地形容说:“读时,很有木樨香味。”

  在狱中他自学日语,出狱后,还翻译了日本人写的《德国社会经济史》和《社会科学小辞典》两本书。

  晚年,徐雪寒从没跟人提过这26年的委屈,连对薛暮桥、吴敬琏这些最好的朋友都“只字未提”。当有人问他时,他总是淡淡地说:“我比那些死在里面的人好多了。”

  他也拿他的命运跟好朋友顾准相比。有一次,有人在寒冬里拜访刚刚恢复工作的徐雪寒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这个清瘦的老人,在四面透风的平房里,认真校对顾准的《希腊城邦制度》稿子。他说:“我还算幸运的,顾准能力那么强,现在只剩下一本书了。”

  鲁志强说,自己很难想象,徐老这样的员“坐了6年的监狱、10年的监狱、10年革命群众的民办‘牛棚’”,“一个革命者被‘革命’,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,那是怎样的痛苦。”

  有人劝徐雪寒写回忆录,他不肯。有人猜测,他是不想让那些当年整他的人难堪。他总是说:年轻人犯错误,不算什么。

  监狱里留下的一点痕迹,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被发现。93岁时,他已经病得生活无法自理了,司机施国通替他洗澡擦背时,惊讶地发现,老人的脊椎呈S形。徐老淡淡地说:“那是监狱里落下的。”这是跟随老人10年的施国通,唯一一次听老人说“监狱”两字。

  鲁志强相信,重新来过一遍,他一定还是那么选择,“不这么走,就不像徐雪寒了”。

  这位部级官员最终没有留下回忆录。关于他的影像资料也近乎于无。他参与创办的三联书店,如今每年出书500多种,而《徐雪寒文集》再版,只发行了1000册,现在在书店、网上都很难找到这本书了。

  他几乎唯一一次出现在镜头里,是2003年。当时无锡电视台采访他,在90多平方米的简陋的家中,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出来。老人的抑郁症已经残酷地摧毁了他的神经,他的脸上只有抑郁和深沉。他几乎没说什么话,最后,轮椅渐渐将他载回卧室。

  2011年11月6日的徐雪寒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,气氛是“最独特、最温馨的”。

  在北京木樨地国宏宾馆一个简朴的会场,原本定的50人,却来了70多人,甚至有人从上海连夜飞来。一位94岁的老人由孙女推着轮椅来,他没什么力气说话了,可他坚持要带着有些聋的耳朵来“听听”。

  座位没有按官职排列,大家“一团一团”地挤坐在一起,81岁的吴敬琏的胳膊都快贴到旁边78岁的张卓元了。

  会上,没人说官话、套话,没人用“伟大的”、“正确的”、“杰出的”这样的大词,大家都沉浸在细碎的故事里。吴敬琏扬着白眉毛,没有稿件,绘声绘色地讲了好几段故事。在场有人暗叫,吴老实在“是个讲故事的天才”,弄得自己鼻子一阵阵发酸,不得不退场抹泪。

  为了成立央行,他分别和四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谈,经过12次座谈会,才大体达成协调。最后,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务院建议: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。

  晚年,他有过3次调任、高升去做“正职”的机会,他都放弃了,他甘于“跑龙套”。

  女儿徐淮说,父亲一辈子非常低调,从不觉得自己是个“角儿”。他常跟保姆、司机说,“我们都是一样的”。

  在鲁志强眼里,徐老做事,从不为“得分”,他的理想不是当官,不是当学者,用这个衡量他,“实在亵渎了他”。

  “徐老不喜欢在聚光灯下,他非常‘享受’,甚至自得被人们遗忘的感觉。”鲁志强学着老人“得意”的样子,最后摆摆手说,“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。”

  纪念会上,让很多人感动不已的是,这位“被冬眠”了20多年的老人,再出山时,牢狱丝毫没有钝化他的锐气,他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新生活。

  1978年,他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《经济研究》杂志担任编辑。他很珍惜这份工作,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,戴着副套袖,有时还把稿件带回家加班。他总是最早到单位,打扫卫生,拿铁皮水瓶打水。有年轻人过意不去,也早来抢着打水,可总抢不过徐老。

  吴敬琏回忆,徐老寡言少语,工作极其认线年创刊以来的《经济研究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,并且把一批从来没有人发现的错别字一一标出。

  1979年,《经济研究》发表了一篇论述目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文章,有领导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抹黑,强令编辑部组织文章批判。徐雪寒很生气,据理力争,坚持文章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,态度极为坚决。而当时,他还没平反。

  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事实再一次证明徐雪寒是对的。”张卓元在他老旧的办公室里,大声向记者强调。

  徐雪寒的“直”在朋友圈是出了名的。1981年,他被彻底平反,宣判无罪,并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。在修三峡水库问题上,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与决策层不合,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。他说这是他的责任。

  他也不太懂官场的“规矩”。有一年,有个领导给当时很穷的研究中心拉来了一笔赞助,要给每个人发200元的奖金。徐雪寒知道后,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,当着所有人的面,毫不留情面地说:“这些不正当的钱、肮脏的钱,我一分不要。”

  他是“改革派”。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波折,他常常是心急如焚。1987年,国家经济遇险,他发文预警: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。

  他曾和一些经济学家研究“深圳特区货币”发行问题,后来深圳特区改革遇到一些人的质疑时,他“力挺改革”。

  “南巡”后,徐雪寒抱病参加了相关会议。他颤抖着说:“我等这个讲线年了!”

  他竭力主张及早开放和开发上海,要对上海“松绑”。他说:“上海人灵得很”,“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,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”,“着眼于祖国的统一,有必要和香港、台湾比”。这一建议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,很快就被采纳。那些年里,陈国栋、胡立教、汪道涵等上海市领导来京开会,必来看他。

  1995年3月18日,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行了一场研讨会,纪念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顾准。由此,顾准的名字进入公众的视野,被称为“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”、“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”。而这个纪念会,正是徐雪寒和骆耕漠联合倡议召开的。

  上世纪30年代,徐雪寒和顾准认识前,曾提醒他:“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!这个同志很有能力,但也有些自傲。他会掂量你的斤两。如果你没有水平,他会看不起你的。”徐雪寒说:“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,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,总行了吧?”结果,他和顾准谈得很好,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  徐雪寒的文章语言朴实,没什么数学模型,却篇篇都直指当时的经济热点。他的司机施国通不懂什么“实证研究”,他只是记得,在徐老的最后10年里,这个对自己的存款从没概念的老人,总是让他推着轮椅,一趟趟地在菜市场转,看老百姓的经济状况。

  在《徐雪寒文集》的后记中,他写道:“我自己认为有一个优点,就是真实。自信每为一文,都是从‘不唯上,不唯书,要唯实’出发的。”

  晚年的徐雪寒盼望吴敬琏、李慎之、俞可平等可以交心的朋友来,他们每次总是交谈得很久很深。有时候客人怕他身体吃不消,向他告辞,他总是说:“别走,别走,我还没说完呢。”告别时,徐老会像小孩般,眼巴巴地看着对方,哀求:“下次再来,再来啊!”

  在近身陪伴他的司机施国通眼里,老人晚年过得太凄苦了,他渴望精神上的战友。

  而他的老朋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。顾准走了,孙冶方走了,与他一起散步的邻居李慎之走了。他的朋友薛暮桥得了帕金森氏症,每次徐雪寒去看他,薛暮桥只能使劲眨几下眼睛作为表示。

  鲁志强回忆,自己每次去看徐老,他就像下一分钟时间会停止一样,争分夺秒地谈国家问题。他们的交谈几乎从不寒暄客套,鲁志强说,徐老可能最后去世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结婚,有几个孩子。

  “可徐老还用谈人生吗?”鲁志强把身子往后仰,感慨地说,“徐雪寒自己就是人生!”

  徐雪寒对腐败深恶痛绝。在家里,一看到新闻里谈腐败问题,他就大骂。“被运动整怕了”的老伴儿,不让他骂,他却越说越激动。女儿劝母亲:让他骂吧,他心里舒服点儿,反正是宁波话,别人听不懂。

  吴敬琏讲起徐老,学他用拐杖跺地的样子:“当年我们反对的腐败,人民才拥护我们,让我们掌了权,当了政。没想到现在腐败这么严重,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!”

  这次纪念会上,一头白发的吴敬琏说,徐雪寒对于自己、对于我们的党、对于我们的政府的反思,我觉得是最深刻的,他总是说一句话:“我们是犯了罪的。”

  多年来,鲁志强看着徐老,在腐败问题上最初是从沙发上站起来骂,后来骂不动了就用拐杖跺地,再后来跺也跺不动了,就叹气,最后,他连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  俞可平与徐雪寒是忘年交。俞可平回忆:改革几乎可以说是徐老唯一的关注点,他晚年更感兴趣的不是经济问题,而是政治改革,或许这也是他为何喜欢与我交谈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他常常对我说,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,对中国社会来说尤其如此。他说,不讲民主的人绝不是真正的人,就是追求自由、平等、人权的党,他15岁参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  这样的交谈末尾,徐雪寒总是吃力地望着对方说:“我老了,不中用了,你们可要多出主意呀!”

  徐雪寒晚年常读《二十四史》。在孙女眼里,他几乎从来都“手不释卷”。后来,他把最心爱的这套发黄了的《二十四史》,送给了俞可平。

  吴敬琏评价道,顾准锋芒毕露,暮桥非常内敛、严肃,雪寒可能在他们之间,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特点。

 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,女儿徐淮有时挽着父亲散步。她8岁时,常把自己挂在脖子上疯闹的父亲突然人间蒸发了。等到父亲再回来时,她已经18岁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她不叫他爸爸,什么也不叫,不和他说话,甚至不正眼看他。她恨父亲。

  他整日睡不着、头昏,只能围着围嘴喝粥,抑郁症摧毁着他的每寸神经。医生劝他听音乐、相声,这个“无趣”的老头儿说,“那不是自己的行当,不懂”。他最担心的是,“报纸新闻都看不了,怎么活啊!”

  为了看《新闻联播》,这个简朴的老人拥有了他并不喜欢的“奢侈品”——一副助听器。

  他让司机施国通给他念报纸,遇上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便要求多读一遍。他听新闻很认真,有时会打断施国通,问上面一个数字是多少,施国通说“好像是……”,他立马说:“不能好像,要一定是!”

  一次,施国通念报纸念到台湾的“三张一王”(指张学良、张群、张大千和王新衡),徐老悠悠地说:“小施,那一王,就是我表妹夫。”

  施国通感慨道:“要是您当年去台湾,像您妹夫一样当的高官,哪里会受那么多罪。”

  徐雪寒立刻严肃起来,硬声说:“不许这么说!那是完全不同的路,信仰不一样。”

  身体的门一扇扇向这个早些年还坚持每天冷水擦身、意志坚定的老人关闭了。他对鲁志强说过好几次,希望安乐死,不愿再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。每一次去探望,鲁志强都觉得“徐老今年够呛了”,可徐雪寒还是熬过了一年又一年。鲁志强说:“那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支撑他。”

  徐雪寒其实是热爱生活的。相比老朋友薛暮桥“像被剪刀随便啃过几口”的头发,徐雪寒偶尔也会去北京最好的理发店“四联”。

  有时,他像个可爱的老小孩儿。他是南方人,好甜口,遇到高兴的事儿,他总是让保姆给他一颗糖吃。

  鲁志强说,徐雪寒人缘好,他既跟吴敬琏好,又跟“”马宾好。因为观点不同,徐雪寒常跟马宾争论不休,可两人间有着深厚的友谊,因为他们都是坚持说“真话”的人。

  女儿徐淮回忆,记得爸爸曾说,“如果说我一生还干了一些事,有三点:肯下力,不自私,宽待人”。这实在不是什么豪言壮语,要做到却实在不容易,但徐雪寒做到了。

  吴敬琏是最后一个见到徐雪寒的人。2005年4月27日,他去北京医院探望徐雪寒。他像是睡着了,吴敬琏俯身在他身边说:“雪寒同志,我是吴敬琏,我来看你……”一滴清泪从徐老的眼角滑落,同时,监护仪上的血压数字也开始往上跳动。

  纪念会上,吴敬琏想起了上海学者许纪霖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个说法,形容李是“老派”。

  吴敬琏说:按我的理解,这个“老派”就是说虽然成了执政党,已经掌了权,但是这些“老派”仍然坚持他们年轻时参加运动时的理想和抱负,并为之而奋斗,我觉得用这种话来形容雪寒,是非常恰切的。

  遵照徐雪寒的遗愿,他捐献了遗体,并捐献角膜,但最终因为角膜老化,没有派上用场。按照级别,他本来“有资格”进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但最终,儿女们把徐雪寒夫妇合葬在了八宝山人民公墓。女儿徐淮说,他们来自普通百姓,就让他们最后回归到百姓之中吧。

  如今,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每次经过一楼大厅的徐雪寒照片时,就会多看上几眼,觉得很安心。他很庆幸,为了准备这个纪念会,他才“认识”了徐雪寒。

  司机施国通常常想起这位老人。每年徐老生日、祭日,他都会带上鲜花,去八宝山看看“比跟自己父亲感情还深的”老爷子。可他总是迷路,因为“老百姓的墓地太拥挤了”。

  鲁志强说,他也常会想起这个“值得嚼、品格几乎没有瑕疵”的老人,自己一辈子没什么偶像,但徐雪寒算一个。

  俞可平把那套《二十四史》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。他说,每当看到这套书,就像看到徐老本人一样亲切,感到有一种力量在催促着自己。

  好几次,有人跟徐雪寒开玩笑,你的名字不好,又是雪又是寒的,这么冷,难怪一生坎坷。他笑笑:“话不能这么说。”

  第一版《徐雪寒文集》出版时,封面用的就是两片六个角的雪花。有人说这是最适合的封面,用雪花形容徐老高洁的人生,再恰当不过。

  接受记者采访前,鲁志强花了两个小时在纸上写了好多词,力图概括这个“不是生猛海鲜型,完全不起眼”的徐雪寒,可他都不满意。他说,自己实在找不出一个词能概括徐老。

  最后,他下定决心:“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描述他,那我只能用一个名词,就是‘徐雪寒’!”

  三联书店的老人们。前排左起:李文、沈静芷、陈原、徐雪寒、邵公文、薛迪畅。后排左起:王仿子、仲秋元、徐觉民、曹健飞、倪子明、范用、陈国钧、张朝同、许静、王益、秦中俊、俞筱尧、张炜、蓝线年

  让我踏上寻找之旅的,只是胡舒立一条不到140字的微博。大意是吴敬琏、张卓元、李剑阁、冒天启等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,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纪念徐雪寒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。

  徐雪寒是谁?有人断言,99.999%的人都不知道。胡舒立说,此前她从不知道这个名字。去百度,一下子看到柳红写徐雪寒的文章,写得很有情怀。辗转问柳红。柳红说,她也没见过徐雪寒,但偶尔看到老人的资料,一下子被抓住了。

  我也着了魔。下定决心要寻找这个一生26年入狱、平反时已年近七旬、与顾准相提并论、“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”的人。

  一开始采访并不顺利,他女儿徐淮一口回绝了我。她说,对记者没有“信心”,再说她父亲非常低调,从不觉得自己是个“角儿”,大家忘就忘了吧。

  我在电话里恳求了她半个多小时,在旁摘菜、习惯了我张牙舞爪的公婆,感慨“记者这行当真不好干”。最后的约定是,我先写个采访提纲“看看”?

  他女儿是个朴实的退休老人,在一间黑乎乎的茶馆,她很克制地讲了很多往事,好几次,她眼泪在眼眶里打滚,却忍着没掉下来。走出茶馆时,我已经不自觉地挽着这个老太太的胳膊了,我喜欢上了她。我猜想,她身上一定有很多父亲的影子。

  采访跟随了徐老10年的司机,也让我很感动。他讲了很多这个部级干部生活里的故事。他跟我学徐老最后几年,围着围嘴吃饭,掉了米粒,还颤微微地捡起来吃的样子。

  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鲁志强的办公室出来时,我的“船舱”已经装满了“大鱼”,我像个富足的船长。鲁志强这个“理工男”很有文艺范儿。他的故事讲得像诗歌一样美。他不愿用雪花形容徐雪寒,“雪花太脆弱!”,他感慨“徐老,不是‘雪’寒,是‘命’寒!”。他说他们间从不拉家常,不谈友情、爱情、人生,“可徐老还用谈人生吗?徐雪寒自己就是人生”。这些话,都成了文章里的直接引语。

  从鲁志强那里出来,我很激动地在寒风里给编辑打电话,编辑说:你可以动笔了。我说:不,我还要继续寻找!

  有时看到路边晒太阳的老人,我在想,徐雪寒比他高还是矮,胖还是瘦?我又去了好几趟社科院经济所,去看了徐老曾办公的办公室,曾打开水的地方。跟认识徐老的老同志聊。

  一个多月来,我似乎找到了徐雪寒,似乎又还没找到。但不可否认,我很“享受”这种寻找的感觉,如果没有截稿日,没有编辑的催促,我相信我还会寻找下去。找到最后,我都不确定我真的在找一个人,还是在寻找被这个时代“弄丢”的那种情怀。也许,真的如人所说,徐雪寒走了,“一个时代翻过去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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