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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4日晚上那一场Live House

更新时间:2019-01-22 点击数:

  走上楼梯,一路都站着有人,进门的地方是个转弯,人更多,男男女女站着抽烟,没见着人聊天,也没人看我一眼。

  北京已入冬寒,我加了把力,才推开厚厚的挡风布帘。屋里烟雾更大,干冰的粉末,在空气中漂着,折射着五颜六色、忽明忽灭的光。

  2017年夏天,爱奇艺的《中国有嘻哈》开播,引爆市场。史无前例地,中国开始有了嘻哈明星。

  过去从来不知道、不关注嘻哈的普通人,都开始谈论嘻哈,女网友们开始喊Rapper叫“老公”,男孩子们也学着穿得很Hiphop,连脏辫店的生意都变好了。从“freestyle”到“skr,skr”,嘻哈的风潮,吹到今年也没停下来。

  但丹镇北京,这个圈子内大名鼎鼎的团体,似乎成了《中国有嘻哈》的对立面。

  尤其是黄硕,这位来自丹镇北京的“嘻哈老炮儿”,连续两年接到节目的邀请,但都拒绝了。

  从晚上8点半到凌晨12点,先是两场摇滚。后面才是重头戏,丹镇北京,一个人都不少。

  场子开始燥起来,十分钟不到,100多平的场地挤进来400多个人,没有椅子,所有人都站着。抓住问了3个人,全都说冲着“丹镇”来的。

  节奏加重,警报响起,狭小的舞台,一下子上来了十几个Rapper,他们晃动着,用力地唱,鼓点一下一下,和灯光一起震动,越来越快。

  台下的观众,一下子全部往前涌。人贴着人,踩着节奏,挥舞右臂,比出嘻哈的手势。没有几个人拍照,但场子里越来越燥,越来越疯,有人跳起来了,很快就有人跟着一起跳。

  不知道是啤酒洒了,还是挥汗如雨,我的帆布鞋踩在地上,一下一下,全是黏的。

  我一上来就问黄硕,11月24日晚上那一场Live House,你们这样的嘻哈歌手能挣多少钱?

  总之,黄硕说,Live House演出的报酬还行,自己办的话,十多个人全在,一晚上,每个人能分两三千吧。而且这两年,嘻哈的演出眼看着多起来了,不像2014年那会儿,一年就只接到三五场有报酬的演出,一场大概才分到三五百。

  问这个问题的人挺多的,黄硕说,2017年之后,很多跟嘻哈、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人,都来这么问。

  黄硕太了解自己了,他根本不认可节目那一套,不认可娱乐合同的条条框框,不认可部分节目导师,不认可把“单押”“双押”,在电视屏幕上大写了,再乘以2,乘以3。

  但人家综艺节目,肯定也受不了自己的歌,黄硕这么一想就透彻了。“我去干嘛?”

  黄硕说,在嘻哈音乐这个领域,中国和外国不一样。在外国,可以用知名和不知名,独立和不独立,来区分地上和地下。但是在中国,“地下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:说话的空间有区别。如果你要保留说话的自由,保留在歌词中想说就说的权利,就不得不和大众主流保持距离。

  2011年到2012年,黄硕连着出了三张Mixtape,一直坚持“自由言说”的态度。

  他在2014年写下《狂人日记》,与鲁迅先生的小说同名,拿到了豆瓣“阿比鹿音乐奖”的年度单曲,歌里的鼓点,一下一下敲到听歌人的头上。“枪毙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一旁看,等到枪毙你的时候我问你怎么办……”

  这两年,黄硕总觉得北京特像纽约,有钱的人特有钱,穷的特穷。堵车、雾霾、新闻,北京这地方,令人又爱又恨。这就是他们的厂牌取名“丹镇北京”的原因。

  黄硕总是一个人在夜里写歌,一边写歌一边抽烟,在熏眼的浓烟里,他问过自己,愤怒真的有用吗?可能也没什么用,但是黄硕一定要较这口劲。

  纹身从脖子往上冒,按都按不住,这是派克特。他说,鲁迅很Hiphop,也很“地下”。

  但对于这种“地下”,派克特有另一套看法,认为要分作品内容和个人状态两个方面来看。

  这种作品,可能在内容上很难进入大众视野,或者曝光之后难以被接受,当然,这种作品中也有很多具有社会批判价值的作品。而它们的创作者,则主要指不由商业运作的独立音乐人。

  派克特是来自西安的Rapper,虽然他出生于1991年,但玩Hiphop已经超过10年。15岁时参加“乱战门”,进入公众视野,20岁、21岁连续两年获得了全国Iron Mic的冠军,后来创建了西安说唱NOUS的厂牌,是国内顶尖的说唱歌手。

  2018年,派克特参加了《中国新说唱》之后,一个夏天,微博粉丝从4万涨到了50多万。但他自己的生活状态并没有什么变化,仍旧关了灯在家写歌,做beats,通宵熬夜的习惯也没有纠正过来。

  和黄硕聊到派克特,我本有点儿不好意思,担心被diss。出乎意料,黄硕说:“派克特,是个有真东西的人。”

  派克特做说唱,出名很早,但一直很穷。他所在的厂牌NOUS,至今是全中国巡演次数最多的说唱厂牌,但他们的成员,基本是到了2015年之后出去巡演,“才慢慢敢坐飞机了”。

  那时候,20岁出头的派克特,是蝉联两届的全国说唱冠军,还去西安交通大学给学生做过讲座,但是一提到飞机,还是会想:“哇,太奢侈了!怎么能在路费上、酒店上花那么多钱呢?”

  他最熟悉的,是北京西直门外的梨园招待所,因为他们厂牌从西安到北京演出时,总住那里的地下室,特别便宜,一间房80元,能住4个人。派克特想起来就笑,“穿得花枝招展出去演出。演出完了,回哪儿?梨园招待所。一身汗,去公共澡堂冲澡。”

  派克特坐火车,时间最长的一次,是2010年。一个人从北京去昆明,“中国地图上斜着劈一刀”,44个小时的无座。

  我问他是怎么过来的,派克特说:“流窜,你知道什么意思吧?”哪里有人起来了,他就坐下一会,到最后,支持不住,人就在过道里打滚儿了。

  早些年,他们厂牌常常兵分几路,一个人去一个地方,找当地的说唱嘉宾来一起撑场子,就那么开上一场演唱会,最后一起分票房。“有时候票房也不分了,就你来帮我演一次,下次我再帮你演一次。”

  全国巡演,让NOUS快速成长起来,从做歌,写词,刻盘,到安排场地,宣发,表演,包括让女朋友蹲在门口卖光盘,全部一整套都是自己人来。派克特说,NOUS什么都会做,完全的“family business”。而派克特本人,也在一趟一趟的火车上,一场又一场巡演的安排中,变得越来越缜密、周全了。

  只要看到歌迷的眼睛在发亮,派克特“整个人就疯了”。他一激动起来,就什么都忘了,什么都说,想冲到人堆里,拉着歌迷的手一起唱。

  有一次唱到一半,派克特动作太大,把裤子裆给扯了,赶紧买条新裤子,又太大了,干脆把机箱线系在腰上,完成了一场演出。还有一次,他嗨得太过劲了,就跟歌迷喊话:“你们说,今天我牛逼吗?回家告诉你们爸爸妈妈,下次带着他们来,你们要是不带,你们就—都去死吧!”他说完就不记得了,下台后兄弟提醒他不要乱说话。还有一次,他们唱得太高兴了,就往台下洒水,歌迷也高兴,往台上洒水,跟泼水节似的,最后把音箱浇坏了。没钱赔,他们拿吹风机吹了一整天。又有一次,场面太燥了,他们就脱光了在台上唱,四个大老爷们,每人就穿一条内裤。

  “跟现在太不一样了。现在,艺人去音乐节,什么都不必自己安排,唱完就走,就像去上班一样。”

  2017年,被网友称为“中国嘻哈元年”,此后,中国的娱乐经济中,有了嘻哈音乐的一席之地。

  因为这个过程中,说唱歌手们必须舍弃一部分价值追求,来换取大众的认可和经济利益。而Hiphop文化中,对现实予以强烈批评的那一部分,将永远地被封存。

  主流的说唱歌手们,仿佛接受到了一种诅咒:他们可能是富裕的,但是被人断定,精神上是不完整的。

  非主流嘻哈歌手,并不和商业完全对立。他们中的大部分音乐人也搞宣发,也愿意有人能听自己的歌,喜欢自己,为创作买单。

  别的歌手不知道,但黄硕发新歌,跟发条微博说今天吃了什么,区别也不大,链接放上去就完事了。没有平台首发,更没有人给他打榜,又酷,又落后。

  但是我清楚记得,那一晚的Live House里,400多个观众,有大半人能跟着黄硕一起唱。

  “我不愿意去找他们,他们可以来找我。”黄硕有个朴素的理论,嘻哈歌手就像是个厨子,不能观众爱吃甜他就跟着做甜食。黄硕说:“我就爱做辣的,爱吃辣的可以来找我。不来也没事,总之别想影响我怎么做菜。”

  中国十几亿人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肯定有爱吃辣的。黄硕告诉我,这两年来,关注他们的人,也越来越多了。

  而且关注的人群,好像也有些变化了。现在的Live House里的人看起来“正经”多了,有的人简直就像是下了班过来的。不像过去,野路子,场子里基本都是男生,中间站着少数几个女生,大多是花臂的姐姐。现在听Hiphop的歌迷,女生越来越多了,看起来很乖的高中生也有。

  黄硕说,这种粉丝的涌入,是2017年之后的事。虽然可能不那么明显,他也不是真的在乎,但黄硕认为,他们确实也是当下嘻哈潮流的受益者。

  其实不仅是非主流嘻哈音乐人受到资本的灌溉,还有一些年轻的嘻哈歌手,也在潮流中获得成长的红利,巨大的机会。

  比如今年刚满20岁的邓云峰,他是《中国新说唱高校预选赛》全国总冠军,也是《中国新说唱》全国46强选手。

  如果比赛名次可以暂作参考的话,邓云峰并不是最厉害的Rapper,但他确实正在进行全国10站巡演,且多渠道同时宣传。在2017年之前,这种情况是无法想象的。

  巡演票房并不高,偶尔会打击到这位年轻的歌手。但事实上,观众的反馈,所击碎的不会是成长中的邓云峰,而是当下嘻哈潮流中的部分泡沫。

  另一个事实是,成为嘻哈明星,是邓云峰始终愿意大声说出来的愿望。他从本质上高看嘻哈明星,他完全为主流而生,没有削足适履,也没有丝毫挣扎。作为一个新生代的Rapper,邓云峰或许可以代表部分年轻群体对于Hiphop的世界观。

  吴晨阳是2011年东北Iron Mic的冠军,但现在是一位专职漫画家,正在筹划一部说唱主题的漫画。漫画,作为一种受到中国新生代欢迎的亚文化,将与Hiphop这一亚文化相互打通,也是资本推动之下,文化流动的象征。

  他主张大家不要把商业和Hiphop放到完全对立的位置上,并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疑问,“如果没有资本植入,我们在地球这边,怎么能听到嘻哈音乐呢?”

  Hiphop文化是诞生于街头的,离人很近的文化,Hiphop精神,说白了,就是社会精神。所以,社会有的,Hiphop全都可以包容,可以和平与爱,自由自在,也可以有尖锐、愤怒、黑暗、揭露的东西在。

  正是因为这种包容、真实,Hiphop对人类将留存无限的魅力。只要魅力仍旧存在,只要还有人认真地去做音乐,那么Hiphop与商业的博弈便有获胜的可能。

  我在丹镇北京的Live House里,认识了一个北京的17岁男孩,王诗文,今年高二。他告诉我说,他从小学四年级至今,听嘻哈乐已经太久了,越来越发现,生活不全是老师讲的那样,反而有的嘻哈歌词里写得才比较像真正的生活。

  被主流文化屏蔽了的嘻哈歌曲,却仍然奇异地感召着新一代的人。如果孩子们在书本里发现了虚伪,Hiphop教孩子撕碎它;如果孩子们在生活中遭遇了绝望,Hiphop也可以指引孩子看到希望。

  派克特对我说,如果有一天,中国的嘻哈音乐,也可以得到商业的善待,不必去踩它,不必去捧它,只是让它被更多人看见,让人们自己去评判它,不好吗?

  派克特觉得,虽然一定需要时间和相互包容,但也许,Hiphop可以和商业一起,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。

  演出挣到钱之后,他们几个兄弟一起跑到菜市场,拿起喇叭喊:“今天,Hiphop请大家吃顿饭,为了感谢你们让我们有饭吃。”

  他的脖子上有大面积的纹身,衣服遮不住,他的兄弟们也是,纹身、打扮,可能会跟菜市场格格不入。但总有一天,他要这么去做,这是一种自我认同、自我实现的心理暗示。

  其实他真的在策划,在西安做一个社区文化。现在是冬天,等天气暖和了,他就要去小区里做一些活动,可以教小孩子跳街舞,可以办跳蚤市场,也可以放Hiphop的露天电影,给小孩讲Hiphop的文化。

  派克特说,美国的Hiphop,就是街头的party,他这么做,也是一种传承,要让大家知道,我们纹身,我们做Hiphop,但我们不是坏人。

  “第二天起来,发现乞丐也穿得很Hiphop,很酷,很帅,增加一点信心,找到一份工作。不是很好吗?”

  主语向来是我,后面是帮谁又做了点什么。他说,自己没有想帮助什么高管,也没想帮助什么富豪,企业大老板,他就想帮助一点老百姓,那些没有办法的人。“要是有办法,谁愿意坏?”

  我非常好奇,什么样的家庭可以养出派克特这样平和、善良的孩子。试探着问了一句,得到的答案过分惊讶。

  派克特的父母都是聋哑人,在他很小时就离了婚,父亲入狱。他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,因为去看父母,学会了打手语,自己学会的第一句“妈妈好”,是乖乖地站在奶奶背后,说给婶婶听的。

  “如果不是Hiphop,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。横尸街头也有可能。”

  没有细说,但他说Hiphop教他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,教他懂得家人的爱。

  父亲出狱之后,派克特已经成年。他们之间有巨大的生分,但父亲会试图表示关心。有一次,父亲来到他的房间,问他在干什么。

  派克特把歌词拿给父亲看。但在歌词后边加了一句话:“你既然说不了话,那我来替你说更多的东西吧。”

  我后来看到派克特的堂姐在网上写的一篇文章,里面讲述派克特在2014年辛苦挣钱,辗转各地巡演的原因,是因为他喊“妈妈好”的婶婶生病了,要筹钱为她治病。

  这是派克特两次接受我的采访都没有说过的。Hiphop男孩,倒是无数次讲述过他的愿望,“我们为什么总要比,谁能把事情看得更明白呢,我们可以比一比:谁能先把这个糟糕的状态改变一下?”

  显然,派克特太明白生活了,但他不忍说透。Hiphop告诉他答案,一定要想办法,一定要让生活变得好一点。

  他从小没有一个和睦的家庭,高二的时候,被学校劝退,后来混社会混帮派,又看不下去总欺负弱者的行为,就退出了。家庭、学校、社会,一扇扇大门,接二连三地关上了,未成年“小痞子”黄硕,退无可退,是Hiphop收留了他。

  他晚上听着Hiphop才能睡着觉,激烈的鼓点,一下又一下,像右拳敲在心上,反而让他平静极了。

  那晚丹镇北京的演出,全场没有观众互动环节,所有的互动都在歌里,所有的成员都在台上,大家一首接一首地唱。唱完是11点43分,黄硕说,今晚我们准备的歌全都唱完了,现在准备去喝酒了,大家也去喝酒吧。

  我旁边的女孩转身就走,但我听见她跟朋友说,“你知道这辈子值了什么感觉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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